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区域的社会融合发展成为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京津冀的社会协同发展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对整个区域的协同发展具有持久性的支撑作用。然而京津冀的社会协同与经济协同有较大的不同，社会协同涉及面广、类别多、耗时长，需要从政府、市场、民间多方面逐步推进。

　　一、京津冀区域社会发展的总体特征

　　（一）区域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

　　社会发展水平总体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从现有统计数据看，目前京津冀的社会发展明显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在京津冀三地中，尽管河北的地区生产总值较高，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GDP不足北京、天津的一半，处于明显弱势。在社会发展中，地方财政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京津冀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规模有较大差异，北京比天津、河北高出将近一倍。而天津、河北尽管财政收入相差不大，但是河北人口基数高于天津近5倍。反映京津冀居民生活状况的关键性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从统计数据看差距也十分明显，2016年河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7万元，以此为基数计算（河北人均可支配收入=1），京津冀三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7：1.7：1。按照相同的方法计算，京津冀三地的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比为：2.5：1.8：1。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分异”作用十分巨大。

　　（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明显

　　如果京津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属于“一次元”，那么京津冀城乡差距应当属于“二次元”，是京津冀社会发展中“三元结构”里的“二元结构”。从城镇来看，京津冀三地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差别较大，北京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河北的一倍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也差不多是一倍。但是即使存在这样的差距，京津冀三地内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又再一次“分野”，可谓差距中的差距。如北京、天津的城乡消费比分别为1.88、1.77，水平相差不多，而河北则为2.34，与京津两地相距甚远。河北的城乡消费差距，反映出了河北经济发展的内部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也是制约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从京津冀三地的城乡“低保”状况观察，也可直接看出其中的差距。在北京、天津，城乡低保人口水平较低，农村低保人口少于城市低保人口。但河北的情况则相反，城乡低保人口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农村低保人口很多，城乡之间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为此，我们根据2015年的数据进行了统计，京津冀三地低保人数（城市低保居民和农村低保居民之和）占年末人口数的比例，北京为0.61%，天津占1.50%，河北占3.49%。以上数据表明，京津冀三地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平衡因素较为复杂，协同发展的难度较大。

　　（三）城镇化发展状况与差距

　　从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各地级市的综合统计看，京津冀的城市发展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认识的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疏解首都的各项非首都功能，减轻北京过于密集的人口压力。但是从城市相关指标分析，这个过程也会遇到一些城市发展上的问题，如从城市人口密度看（以城市建成区面积为标准），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天津，其次是河北，而北京的城市人口密度反而较低。如果相关数据较为客观的话，那么天津、河北的城市人口也面临饱和的问题，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城市人口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因此说，疏解首都的人口压力不能采取从北京向天津、河北城市进行人口转移的方式，而是要大力开辟城市化发展的新路子，雄安新区的建设符合以上实际情况。就河北而言，不断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不仅是疏解北京压力的需要，同时也是消除城乡差别的需要，河北城镇化建设的大发展，是京津冀区域社会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

　　（四）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结构性差异

　　1.居民人均收入结构的分析。在京津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的背景下，三地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存在结构上的不同。从统计数据看，京津冀三地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占比基本相同，北京略高一些，但是在经营净收入方面，河北占比很高，高出北京12.6个百分点，实际规模也大大高于北京；在财产净收入方面，北京则高出河北8.8个百分点，实际规模比天津、河北之和还要高出一倍。以上现象说明，北京、河北的居民收入在工资性收入之外出现较大的分异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三地的未来居民收入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如北京财产净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房产的租金价格，未来房租价格的变化将会影响居民的收入变化，而河北的经营净收入主要来源与工农业产品的加工制造及经营，产业结构的调整、产品制造水平以及经营模式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收入。

　　2.居民人均消费结构的分析。在京津冀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差距较大的背景下，三地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也存在一定的差别，这种消费结构的差别反映出三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及消费倾向。如在“食品烟酒”消费方面，天津居民的消费支出占比最高，北京最低；在“衣着”消费方面，天津、河北高于北京；在“居住”消费方面，北京明显高于天津、河北；在“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方面，三地的占比几乎相同，不分伯仲；在“交通和通讯”消费方面，河北略高于北京、天津，但差别不大；在“教育文化和娱乐”方面，北京较高，天津最低；在“医疗保健”消费方面，河北较高，北京较低。总的看来，京津冀三地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基本与当地社会生活水平相适应，一些结构性差异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

　　（五）社会保险的水平及差异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基础性内容，随着京津冀社会的发展，各地居民的社会保险水平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但三地社会保险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别。在失业保险方面，北京的基金收入高于天津与河北之和，而且累计结余较多，说明北京的就业活力强于天津、河北；在工伤保险方面，北京、河北的基金收入水平相当，但河北的累计结余相对北京较低，说明河北的工伤保险支付高于北京；在生育保险方面，北京的基金收入非常高，其规模是天津、河北之和的一倍；在城镇医疗保险方面，北京的基金收入远远高于天津、河北，较高的基金收入为北京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提供了较好的支撑（天津城乡居民已统筹，北京预计2018年与“新农合”并轨）。

　　（六）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及差异

　　医疗卫生是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京津冀区域的社会协同发展，应当将医疗卫生服务的区域平衡作为重点工作。从2015年的数据统计看，京津冀三地的医疗卫生服务存在一定的差距，以每千人的卫生技术人员数为例，北京高出天津、河北一倍左右。从需求的角度看，无论是入院人数还是病床使用率、平均住院日数等指标，反映出城乡居民对医疗卫生资源较高的需求。就整体而言，京津冀三地的医疗卫生资源都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但在高质量诊疗医疗方面，北京、天津在三地中相对较好，特别是北京一些医院，每年就诊治疗的河北患者很多，反映出患者对高质量医疗资源的需求十分迫切，需要通过三地合作办医，满足区域内居民就诊医疗的需求和愿望。

　　（七）教育服务水平及差异

　　教育同样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京津冀的教育服务水平差异反映在小学、初中、高中及高等教育各个阶段。从小学、初中、高中教育看，各教育阶段的生师比河北都是最高的，小学阶段的生师比河北比北京高3.24，初中阶段的生师比河北比北京高4.96，高中阶段的生师比河北比北京高5.62，也即河北的每名教师比北京教师多教3-6名左右的学生。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供给的差异更为突出，如河北的人口是天津的4.78倍，是北京的3.44倍，但是河北的普通高等学校数是天津的2.15倍，是北京的1.29倍。就普通本科招生数而言，河北总量上尽管高出北京、天津，但由于河北的报考人数较多，机会明显小于京津，形成了京津冀三地间的“苦乐不均”。

　　（八）其他社会发展状况比较

　　在京津冀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中，三地间发展的不均衡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致，有些是公共管理的差异所致。以几方面为例，在婚姻方面：2015年北京、天津当年的结婚对数与离婚对数基本上是2：1的比例，离婚率非常高，而河北基本为3；交通事故发生数方面：天津、河北较高，北京较低，这种现象与京津冀三区的道路交通及管理有直接的关系，北京外来车辆限制较多，车辆管理严格，由此使交通事故发生相对少些；在社会捐款方面：北京的社会捐款额一家独大；在养老床位方面：河北的千人养老床位数高出北京、天津许多，说明河北在发展养老产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在人均公共图书方面：北京、天津均高于河北，表明河北在发展公共文化事业方面还有较长的一段路程。当然，消除或减少京津冀社会发展的差异并不是区域社会发展的目的，京津冀社会协同发展最根本地是促进本地区社会融合，共同改善和提高区域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为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撑。

　　二、促进京津冀社会协同发展的建议

　　（一）以绿色产业为基础，共同促进河北城镇化发展

　　在京津冀社会协同中，河北的城镇化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河北城镇化的大力推进有利于消除河北内部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提升河北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减少贫困人口规模，缓解生态压力等；其次，河北的城镇化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区域交通一体化及便捷性的提高，河北的城镇化水平将为城市群的形成发挥积极作用；三是河北的城镇化发展也会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创造积极的条件。河北的城镇化发展需要有产业作为依托，而且要以绿色产业为发展目标。在路径上可以参考雄安模式，在河北建立大学城，积极吸引京津冀各高校在此设立分校。三地应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协作中明确扩大河北的招生规模，促进高校科研工作，为京津冀三地尤其是河北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后备人才。此外，养老产业也可作为河北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京津冀三方应加强涉老公共政策的合作，促进河北养老产业的发展。目前京津冀三方已达成相关合作协议，特别是北京制定了不再兴建养老机构，养老床位补贴可“随人走”的政策，这将为河北以养老产业为依托的城镇化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二）促进社会公共管理协同机制建设，推进公共政策标准化进程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已经形成了相关协同机制，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领域建立了相关协同机构并形成了一定的协商机制，但社会公共管理方面稍显滞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事项繁杂、政策多样、协调难度高等特点，需要京津冀三地建立统一的协同机构，统筹三地社会发展协调工作并形成规划路线图，逐步加以推进，例如在人口流动信息方面，应建立统一的监测发布机构。在公共政策的实施中，应当注重标准化建设，其中包括程序标准化、手续标准化、内容界定标准化、上报格式标准化等，涉及车务、工伤、婚姻、出入境、生育、入学、继承等。对于目前暂时不具备推进标准化的社会事项，也应当制定中长期目标，逐步推进。如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方面，三地的标准差异非常大，在短时间内无法统一，为此三地应制定一致性的差异化准则，实行分档标准推进，为未来社会公共政策的协同做积极准备。

　　（三）深化公共服务重点项目共建共享，促进三地社会发展协同

　　公共服务项目是促进公共服务上水平的重要抓手，京津冀三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别较大，但是公共服务需求较为强劲，特别是对高水平公共服务的需求十分旺盛。为此，京津冀三地应加强协调，在共建共享的原则下开展合作，实施一批重点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提升区域公共资源的优化布局与有效供给。以医疗卫生资源为例，目前京津冀中北京、天津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不少河北居民慕名到两地就诊治疗，尤其是一些疑难病患者、危重病患者在京津两地医院就医较多。对以上患者的需求，三地有关部门应加强合作，在河北实施一些医疗重点项目，项目的运行可以参考公司化运营，同时对接医保结算，实现合作共享，这样既有利于提升河北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也有利于缓解北京医疗机构服务的压力。

　　（四）促进京津冀区域社会组织的发展

　　京津冀社会协同发展不仅是地方政府的工作任务，社会组织的交流合作也是区域社会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如果说京津冀经济的协同发展主要以市场为依托，而社会协同发展则更需要社会民间交流、交往及融合，其中区域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是重要一环。这些社会组织包括科技术类社会组织、文化类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类社会组织等。目前京津冀社会组织还处于相对分割的状态，区域间的交流、交往及合作相对较少。为了充分发挥三地社会组织在社会协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建议京津冀三地社会组织可采取“一地登记、三地备案、区域共享”的方式，对社会组织相关活动实行“国民待遇”，以此使京津冀区域的社会组织活动具有更宽广的空间，为促进区域社会融合发挥积极作用。

来源：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